统的“文学”观念相抵牾，但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又使得文学史序列无法忽视它们的存在。
在此，“当代文学史”的合法性问题被重新唤起，文学史家的“权威性”也不断瓦解：如刘慈欣在不断接收到来自“学院派”内部的批判”诸如“文笔粗糙”、“观念陈旧”等等”之后，表态“要把科幻从文学中剥离出来，认为科幻不是文学”。
这样的现象甚至波及到了古代文学研究中，21世纪初，如王水照、杨义等学者提出的“杂文学”观、“大文学”观，亦是基于传统文学知识系统、对主宰中国百余年的西方“纯文学”观”尽管中间有一段是作为被压抑的潜流”的一次调适。
如上述所言，文学史家的工作，主要在于对历史上的诸种文学现象的“收编”；但在世纪之交，观念的代嬗、理论的滞后，使得这种收编并没有能够完成。
9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书写，沦落为诸多琐碎文学现实的堆垛物。
至于21世纪，学院派早已失去了过往主持坛坫的地位，随着与“文学史”叙事“无关”的诸种文学事实”比如网文、科幻”进一步的大量生产，80年代以来所建构的那种纯粹的“文学”想象被逐渐边缘化，只能依附在“传统文化”、“古典文明”的民族主义叙事的旗纛下苟延残喘。
但是，随着新一代学人的成熟，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。
与上一辈学人对全新文学事实所抱持的不解、冷漠、隔膜与排斥不同，这一代学人不单成长于网络、科幻等当代文化语境之中，或许还因日趋蹙迫的学术课题，进而自觉地转入新事物的理论建构。
他们积极地寻求一切能将新事物收编进入“文学史”叙事的可能性，不惜征引各类五花八门、穿凿附会的理论资源；这既是一个良好的信号，同时也不免呈现出相当的乱象。
如之前所说的“科幻文学”，王德威、宋明炜、贾立元等别立徽志，将“中国科幻”推源至晚清时期，以表明其“于古有征”；又以“乌托邦”、“异托邦”等概念构造历史谱系、诠释当代意义。
更有甚者，则在鲁迅《科学史教篇》及其早期关于科学的译文之中翻拣散落线索，试图为科幻文学求得这中国现代...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