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过在天启三年，东林党为了减轻自身负担，以优恤百姓为名，减免了北直隶八府的田赋加派，又以西南发生“奢安之乱”为名，令湖广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四省加派留作当地援黔援蜀之用，不再解往北京。
就这样，经过东减西免，天启三年的田亩加派只收了348万余两。辽东旧饷72万两，盐税加派32万两，新增关税6.5万两，加上其他收入，总共收银462万余两。
天启三年的辽饷收入是462万两，而因为当时辽东局势恶化，辽饷支出高达628万余两，由于赤字高达160多万两，于是又有了征收杂项的规定。
什么是杂项？
杂项的种类很多，但大部分都是从地方政府和士绅要钱，什么优免丁粮、抽扣工食、马夫祗候等，以及房地产交易税和当铺的税收。
除了留给西南平定奢安之乱的钱，共计收了180万两，差不多将辽响的窟窿给填了。
之后天启年的收入变化一直不大，沿用天启三年的旧例。
只是在五年的时候关税加派收到了二十万两，多了十几万两。
除了皇帝的内帑空了，基本上朝廷的收入和开支差不多，按理说，不发生大的变乱，应该勉强能维持下去。
但朱由检却深知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
辽饷其实加的根本不重，重的是中间官员的上下其手，中央说收九厘，地方能收九两上来，这种可怕的陋习，将问题放大了上百倍。
在这段时间处理政务的过程中，朱由检已经接到了陕西的奏报，农民起义的端倪已经出现，虽然不是他熟悉的高迎祥和李自成，而是什么王二，但加派辽响的弊端已经出现。
更不要说，历史上崇祯这个白痴，一上台就被东林党忽悠的找不着北，到了崇祯元年，杂项收入直接掉到六十万两，整整少了一百多万，如此巨大的窟窿，根本没办法填补。
于是，第二次加征开始了，辽饷从九厘收到十二厘，钱收上来了，可以打后金，但国内的农民军却无法遏制，农民起义爆发，要剿，但没钱，怎么办？
加征剿饷。
于是农民军更多了，军费要更多。
怎么办？
再加征练饷！
练饷没收上来，大明就轰然垮塌了！
这就是一个死循环，税收和后金和农民军成了一个结，一个催着一个爆发。
而这一切，在朱由检登基时就已经出现了端倪，天启七年七月陕西爆发的王二起义，就是各种问题大规模爆发的开端。
“难办啊！！！”朱由检看着三个词，税后、后金、农民军三个词仿佛组成了个怪兽，朝着他扑来。
这三个环环相扣，一环套着一环，但归根结底，还是钱的问题，只要有钱，农民起义可以遏制，后金可以抵抗。
但是，搞钱的话，加税是不可能加税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加税，士绅一体纳粮不敢干，只能从歪门邪道想想办法。
比如说，做生意。
以皇帝的身份，想要做生意还是很简单的，只要不怕骂。身为一个后世人，别的朱由检不敢说力压古人，但这脸皮和见识却可以。
骂就骂，钱到手就可以。
到时候老子手中有钱，朝廷没钱，谁当爷还说不定呢。
做生意，必须做生意。
杂项的加派必须维持下去，一个子都不能少，谁少就弄死谁。等老子做生意弄到了钱，再来改革税收，减免辽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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